话剧《繁花》上百场演出背后：
发布：会议活动策划公司来源：huodongk.cn发表时间：10月21日
话剧《繁花》在阿那亚戏剧节演出。 （受访者供图/图）
“看似个鸳鸯蝴蝶/不应该的年代/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/花花世界，鸳鸯蝴蝶……”
年6月中旬，伴随着《新鸳鸯蝴蝶梦》的歌声，话剧《繁花》第一季在阿那亚新建成的九剧场落幕，观众渐渐散场直至安静，高度还原了原著小说曲终人散的意境。
自从年这出话剧面世以来，已经上演了超过一百场，且大部分场次都在上海本地。导演马俊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：“现在差不多每个上海人中就有一个看过话剧《繁花》，很多一辈子不进剧场的人都进来看了。这对观众和创作者来说都是一种挑战。”
马俊丰是山西太原人，他在上海生活了十五年，从初来时候的格格不入，到现在的几乎融入，最初正是《繁花》为他提供了解读上海的密码。
“刚到上海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和这里的关系若即若离，读了这本小说后，那些想不明白的事情一下子就清晰了。”马俊丰回忆。
话剧版编剧温方伊则说：“《繁花》虽然讲的是年代到年代上海的故事，但书里男男女女的生活状态、精神状态放到今天依然还是可以引起共鸣。城市生活和精神上的痛苦，总是相似的。”
金宇澄的原著小说有三十多万字，年代跨度很大，各色人物众多，想要放在三四个小时的话剧舞台上讲完全部故事并不现实。话剧《繁花》选择将内容分为三个部分，用三季的时间完整呈现。其中，《繁花》第一季选择了阿宝、沪生、小毛三人作为主人公，舍弃了玲子、陶陶等年代才出现的角色。让这部剧的故事走向和年月播出的剧集版截然不同。
“小说《繁花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宝藏，但是它对于每个人的意义可能不一样。”马俊丰说。
“它解决了我的生存状态的问题”
南方周末：你当初为何会把《繁花》搬上戏剧舞台？
马俊丰：首先，我是《繁花》的书迷，年就读到这本书，一翻开就被序言所吸引。我还记得（当时自己）特别青春，我家门口有一个换鞋的地方，我一边读一边换鞋，就坐在那里把一章看完了。出门后我就魂不守舍，想着赶紧回去把书看完，这本书带给我巨大的震撼。
那时候我已经在上海生活了五六年，还是很难融入，大家对上海的一些偏见，比如排外、孤傲等等，这些对我也是有影响的。我老是觉得很难切近上海人的生活，也很难和他们融合，感到自己是悬浮的。在上海，我和朋友的关系也是这样，总觉得若即若离，但读到这本书后，我感到它解决了我的生存状态的问题。当时我甚至感觉有些沮丧，如果当初我能早点看到这本书，就不会浪费五年的时间。在此之前，我对这座城市一直有些抗拒，但阅读完之后，我一下子就放松了。那段时间我经常回想起自己和上海朋友交往的瞬间，会发现他们的很多魅力是藏在以前不理解的行为里的。
如果说北方人是钢管，是很容易折断的，那么上海人是竹条，是可以压弯的，但是韧性相当大。疫情期间，很多人都会有一些负面情绪，但用不了几个月又开始生龙活虎了。这座城市有巨大的潜力。
另外，《繁花》里总是提到的“不响”，就是不说话，对上海人来说是很重要的。当一个人抛出一个问题，大家要先停下来想一下，而不是立刻搭腔。这里面包含了上海人的处世哲学和智慧，给人一个安全距离。在小一点的城市，这个安全距离可能是达不到的，只有在一个庞大的都市中，这种安全距离才会存在。我最初也不适应，但慢慢被同化了。
第三，上海不是一个马上答应人的地方。在有些地方的饭局，我们经常见到有人会说：“没问题，我肯定能帮你办成××事情。”也许这个事情八成都办不成。上海的饭局很少有人会立马答应你做一件什么事情，都会说“让我想一想”。一旦他们答应，一般都是靠谱的，这或许就是上海人的契约精神。以前我会觉得他们不够爽气和直接，后来发现他们的生命线拉得更长，责任心也更强，不在乎一时的嘴上之快。
南方周末：那经过这么多年对《繁花》原著的阅读、梳理和改编，你对这个文本有没有一些新的理解？
马俊丰：我对《繁花》的感情太不一样了，我曾经对制作人说过，我这辈子只有两个戏，一个是《繁花》，一个是其他戏。《繁花》和我的生活贴得太紧了，它描写的人和事，以及景物，都是我身边的人的故事。甚至这个戏的班底，每次我做了新的东西，我也会把他们一起叫来，我们在《繁花》中一起生活，一起成长，彼此变得一点点紧密起来。甚至，《繁花》小说里的一些内容，早就成为我们日常聊天的内容了，也会聊到怎么才能让这个剧更好。
所以这个剧上演到现在，豆瓣的评分一点点地往上走，这是很少见的，因为我们一直在调整和修改这个剧。现在和第一版的时候也有了一些不同，那时候我们有更多的情绪，对剧中人物的命运颇有微词，现在年纪大了一些，看待剧中一些人和事也有了不同的角度。所以我后来在第场加了一段，阿宝最后说：“我们在下面挣扎着往上爬，菩萨笑眯眯地看着……”
“用戏剧的策略一点点处理”
南方周末：从你看到小说，到后来将其搬上舞台，大概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？
马俊丰：我看到好的东西，就会频繁地在上面逗留，自从我看了《繁花》的小说，我就开始做笔记，把好玩的、精彩的地方都记下来，把有疑问的地方画出来，但还是觉得不满足，就去找关于《繁花》的采访和论文来看。那时候我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存放和《繁花》有关系的东西。后来我第一次见到金宇澄老师，还把这个文件夹拷进U盘送给了他。
我当时做这些收集，只是觉得好玩，直到年的一个晚上，我有一个朋友半夜给我发微信，问我睡了吗，有没有看过《繁花》。我当即就把床头放着的小说发给他，他很开心，让我去找他聊聊。我们见了面才知道他们是想要将这个小说改成话剧，但见了很多导演都觉得不合适。有些人觉得小说有些争议，没有那么喜欢；有些人觉得不知道要把这样风格的小说如何改——这部小说很散，都是片段，这个让人很懵。然后他们又觉得很多导演对上海文化也没有那么了解。
我和他们聊的时候，就谈了我的几点看法。
第一，这个小说一定要用上海话演，普通话没法演；
第二，关于“不响”如何处理，比如我们的戏中有一场是徐总请大家吃饭，他的贴身秘书苏安又七八次“不响”，这个要如何处理。在舞台上，“不响”就是静默，没事发生，我们要如何组织舞台行动？
第三，如何处理书中年代和年代的切换，原书是没有态度的，作家就是真实描述，也显得更加残忍，但是搬上舞台就是一定要有态度，我们要如何展现？
第四，因为有两个时代，那么要不要来回跳？当时其实已经有好几稿的剧本了，也形成了来回跳接的形态，我们又要如何让观众在这个过程中不觉得突兀？
第五，故事是碎片化的，但中国人深受小品的影响，觉得碎片就是小品。但一个商业戏剧要面对那么多人，这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。很多观众平时也不来剧场，熟悉的是看一些情感绵密的戏，现在不同时空来回地跳，脑子跟不上怎么办？
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谈了很多，都不能很好解决，需要用戏剧的策略一点点处理。
南方周末：那后来你们在改编上又是如何将你刚才说的难点克服掉的？
马俊丰：上海话我们是一定要说的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承接了原小说上海话的特点。原小说的上海话是改良的上海话，它没有“侬”这类的词语，避免显得过于地方化。比如叫一个人的时候，不问“侬怎么看”，而是“某某怎么看”。这样让对话也有一种亲切感，和小说的质感很像。
第二，我们在保留语言信息密度的同时，也保持一种扩散性，把权力交给演员。比如“你滚呀”，这样三个字，语气不同意思也很不一样，可以是暧昧的，可以是愤怒的，但我不会告诉演员要如何，我要保持“不响”的魅力，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。
第三，整个戏是没有黑场的，我尽量让观众觉得只有上半场和下半场。其中的跳接让人感觉这个故事是从一个点流动到另外一个点。比如在第七场，小毛、沪生和姝华去找阿宝，但阿宝的家被造反派抄了，他们已经搬走了。这之后，舞台后区亮起来，年代的阿宝站在后面看到这一切，观众会觉得是他在回忆，就好像是他在一场宴席的一次走神。也有一些不是依靠舞台装置实现，而是用一些表演把两个地方连接在一起，比如年代的戏份，苏安对汪小姐说孩子必须打掉，下一场戏就是年代的小毛在练拳。这会让观众觉得比较流畅，不是生硬地在两个时代之间跳。
还有一些戏是我加的，比如阿宝过完生日后突然很难受，就绕开去走廊上走，出现他小时候的片段，瓦片的温热，黄浦江的船鸣等等；还有一场是小毛的妈妈让他结婚，他开始在一个圆盘上跑……我就是想通过各种声光电的方式去理解人物内心种种的纠结、犹豫和恐惧，但也不会影响戏剧性和流畅度。
南方周末：《繁花》的剧场版是分三季来呈现的，这次在阿那亚我们看到的是第一季，后面两季的安排是怎么样的？
马俊丰：我当时觉得这个小说太大了，人物也多，除非分好几部来做，否则很难改编。我和制作方谈了这个想法后，他们很开心，说终于有导演支持我们分几部来排了，因为之前也没有这种先例，也不确定观众是否可以支持一部小说分成几个部分。
但这样做，也有一些技术问题需要解决，每一季是否都要有独立的主题？前后有没有承接关系？不看第一季，后面能不能看懂？导演的风格要不要统一？
后来我们决定每一季都要有独立的主题，第一季是“流动的盛宴”——你方唱罢我登场。现在我拎出来很多场景，比如酒吧、迪厅、餐厅，换了很多场景，每一个场景也是一场戏。
第二季我叫它“匆匆过客”，想说的是人和人走着走着就走没了，所以第二季的舞台形式就是突出大家擦肩而过的感觉。
第三季目前已经在创作中了，编剧温方伊老师的确很厉害，她在《繁花》小说原著的基础上做了很多移花接木的东西，比如一个情节是小说里的，但发生在一个配角身上，这个人物我们戏里可能不出现了，她只要觉得合适，就用到主角身上，乍看觉得很惊讶，后来才会发现她的巧思。
南方周末：我也很好奇原作者金宇澄对这出话剧的看法，他有没有提一些意见？
马俊丰：我们每一轮演出他都来看，会详细地告诉我他的心情，比如从地铁出来后就开始忐忑了，沿路有黄牛问他有没有票，想要收票，他就说“这个戏成了，看来票卖得不错”。
有次演出结束后，我听到下面有人打呼哨，年轻人不太会这个，原来就是金老师打的，他非常兴奋和激动。第二季的时候，他也经常来看，他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有力量的作品。
得到金老师的支持是很重要的，有一场戏讲的是大妹妹要去安徽当知青了，坐在那里痛哭，老金告诉我不要让她哭，因为她早就麻木了，不会哭的。我一开始不理解，他又说那时候很多人都去安徽，就像现在大家考大学一样，你会哭吗？我一下子就理解了，他会在很多这样的地方给我指导，毕竟整个剧组都没有在那个年代生活过。
“慢慢成为生活的一部分”
南方周末：这次你带《繁花》来阿那亚戏剧节，也是你第一次来这个戏剧节，感觉有什么不同？
马俊丰：我们主要是在上海演出，好处是大家交流起来很方便。我们之前在北京、杭州、香港也演出过，反响也很好，可是大家都看得很冷静，不像在上海很热闹。我想恐怕是人家没办法从语言中找到乐趣，这个戏对我们来说，除了时代意义，还有文化意义。
这届阿那亚戏剧节的主题是“常规与例外”，我想我们在戏剧节显得有些例外，因为这个戏在市场上算是一个常规创作，但在戏剧节又是一个例外，观众想要更刺激和强烈的东西。这次我也加了一些相对比较刺激的台词，可能是有点所谓“三俗”的，其实原著里也有——到了戏剧节，我也有了一些勇气，还是要有冲击力比较大的东西。
演员也和我反映，怎么观众这么平静呢，和在上海演出的感觉不一样。我想，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戏剧是互动的艺术，台下观众的反应会影响台上演员的发挥，但这也很有意思，需要演员去慢慢调节。
南方周末：你做的很多戏剧都是直面市场的，作为年轻的创作者，你会有压力吗？
马俊丰：我其实没有任何压力。我最早是学表演的，那时候就觉得如果自己的意见和导演不同，还必须听他的，就很痛苦。后来我就改行做导演，这些年我总结了一个法宝，就是文本不喜欢，给多少钱都别接，就真诚地表达自己，谁也别迎合，也没有这个能力。我想每一个人在创作中都会遇到阻力，怎么把阻力化为动力，化为自己特有的方式才是重要的。很多时候我的确需要平衡，个人表达和观众接受之间的平衡，艺术和商业的平衡，但平衡也是一种艺术。
上海现在的戏剧环境很好，千姿百态，有一百多个新空间，很多地方白天可能是一个咖啡馆或者书店，晚上就可以演戏。虽然我个人只做大剧场的戏，但这些小剧场让人很兴奋。从入行到现在，我亲眼见证了上海戏剧市场越来越火热，几乎可以说是从门可罗雀到门庭若市。它有点像是咖啡文化的兴起，从前有速溶咖啡就不错了，现在已经慢慢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。
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
责编 刘悠翔
